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中国海军的固定翼飞机和舰艇就像两条距离极近的平行线，看似成双成对，数十年来却从未相交——直到2012年11月23日，一个叫戴明盟的人给这对“平行线”漂亮地打了一个“结”，驾驶歼—15舰载战斗机平稳降落在辽宁舰的甲板上。从那时起，这个“结”就成为海军战斗力建设的一个崭新起点，迎来了中国海军的新时代。

从此，戴明盟十年磨一剑的故事开始为大家所知，“航母战斗机英雄试飞员”“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先锋”等荣誉接踵而来。而另一方面，戴明盟和以他为代表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们，又像皮影戏中的人物，大众永远只能看到一个轮廓，无法洞悉任何一个表情。

“19岁成为飞行员之前，我没发现自己有任何过人之处。”戴明盟对新华社记者说，“即使是现在，虽然从事了一个特殊的职业，但我只是一个普通人，除了笑点和泪点都有点高。”

（一）

“笑不过三秒！”

连续8次着舰飞行训练后，27岁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刘树渤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带着怨气这样指代戴明盟。自从在央视《开讲啦》节目中被撒贝宁调侃“笑不过三秒”后，戴明盟的这个新外号很快就在他的学员中传开了。

刘树渤前一天晚上临睡前得知次日飞行的后舱搭档是戴明盟后，便第一时间查看天气，然后重新穿上衣服，把训练计划仔仔细细地再看了一遍。

第二天的训练异常顺利，用刘树渤自己的话说，“他就像空气一样，虽然在我后舱，却感觉不到存在。”但这种自信仅仅持续了一会，戴明盟就在随后的讲评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罗列了刘树渤涉及反应速度、注意力分配、固僻动作等方面的12个问题，当场令刘树渤的脸青一阵红一阵。

作为海军航空兵某主力三代机飞行团中的尖子，自从被选拔到这里，刘树渤已多次遭受了戴明盟此般“暴击”。

多年来，戴明盟一直坚持与每一名飞行员同乘飞行训练，这在全军来说也是少有的。“风险概率和工作量是大了一些，但这是了解飞行员最好的方法，没有之一。”戴明盟认为，“在塔台指挥也能了解，但那是通过飞机姿态判断和推测的。只有同坐在一个驾驶舱里直接看到的，才最真实。”

从空军选调过来的耿维谦颇为自豪地说，戴明盟对每名飞行员的特点了如指掌，甚至不需要看名单，只看飞机的飞行姿态，就能立马说出飞行员的名字。

（二）

站在飞行指挥塔台，穿着连体飞行服的戴明盟显得年轻、强壮而精干，丝毫看不出已到48岁“高龄”。在他面前的巨大玻璃窗外，一架架飞机激荡着巨大的轰鸣声起起落落。

戴明盟是首批来到这里的5名飞行员之一，更确切地说，是试飞员——那时国产舰载战斗机尚处在试验阶段，他的主要工作是和飞机的设计师、工程师一同工作，用实践去验证理论，找到飞机的各种极限值，“歼—15到底能飞多远、飞多快，最小转弯半径、最短起飞距离，都是那个时候试飞出来的。”

很长一段时间，戴明盟每天和歼—15总设计师孙聪泡在一起，一起讨论、一起推算、一起检讨，然后一个在天上飞行，一个在地面记录。当一项设计值在实践中被验证后，孙聪总会兴奋地抱住戴明盟，欢笑或落泪；而戴明盟则完全是另一个风格——常看不出一点波澜，连从驾驶舱出来的速度与步幅都没什么变化。

但他们都把歼—15当成了自己的孩子。2012年11月23日，戴明盟驾驶编号为552的歼—15稳稳降落在辽宁舰甲板上，整个辽宁舰都沸腾起来，首长手捧鲜花笔挺地站在甲板上，泪流满面地迎接戴明盟。

“我赶紧打开舱盖准备出舱。可能是我的表情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开心，或者兴奋，我的耳机里立即传来了指示。”戴明盟说，“这是个特殊的指示：要我开心点，笑一笑，出舱时要向大家挥挥手。”

（三）

肾上腺素大量分泌时，人的新陈代谢率随之提升，呼吸加快、心跳加速，为身体提供更多的能量，以应对特殊的情况。过山车乘坐者、蹦极者以及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这类非正常环境体验者，往往最能感知身体的这种变化，但他们身体的反应却有着本质的区别：绝大多数人头脑空白双手发抖，只能下意识地尖叫；后者不仅能保持清醒，还能进行更快的判断和更精准的操控。

刘树渤平时的心率是60到70，空中飞行时是80到100，但着舰训练时心率常常飙升到140以上。刘树渤并不惧怕心跳加速，他此时要在几十秒时间内观察机舱内外几十个点的信息，并进行对应操作，“特别平静的时候肯定来不及。”

1996年的一天，25岁的戴明盟驾驶歼—6战机进行飞行训练时突遇故障，他在跳伞下降过程中突然发现脚下的菜地遍布一排排的竹竿，上面缠满了绿油油的豇豆藤，如果落在四根竹竿中间，肯定会有竹竿扎进身体。戴明盟在降落之前瞥了一眼便立即决定，要瞄着一根竹竿下去，就像瞄着“田字格”的中心，只要确保不被它扎到，就能赢得四倍的空间。

英雄与普通人的区别，也许就是在危机面前极短时间内做出的判断。“这种能力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后天训练得来的？”有过初教—6、歼—6、苏—30、歼—15等16种机型飞行经验的戴明盟并没有多余的话：“我认为是训练得来的！”

（四）

2016年4月27日，张超成为第一位英勇殉职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把时间往前推21天，另一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曹先建也在飞行中突遇飞机故障。

“是立即跳伞保命，还是想方设法保飞机？我尝试过继续控制飞机，因为故障飞机比正常的飞机更有价值。”如今已成为党的十九大代表的曹先建说，“说实话，我下决心前一点都没想过要跳伞，下决心后跳伞一点都没犹豫！”

保飞行员还是保飞机？这是一个大多数飞行员都不太喜欢回答的问题，却是戴明盟和记者谈得最多的话题。他自己跳伞摔过飞机，也在空中遭遇发动机熄火后仅用单个发动机将飞机安全带回地面。

“这是一个伪命题，就像‘老婆和亲妈同时掉水里老公先救谁’一样，站在岸上就这个假设进行讨论，三天三夜也说不明白。如果她俩真在水里扑腾了，你立即会做出反应，同时会发现，原本你纠结的和你做出的决定间，没有多少关系。”

“保飞行员还是保飞机，对我们而言只有一句话：觉得飞机能控制就继续控制，控制不住就跳伞——张超是这样，曹先建也是这样，他们都是专业的！”戴明盟说，唯一是不能在人口密集区坠机，“假如飞机坠毁在了学校，飞行员即使跳伞活了下来，那也是死了！”

（五）

不值班的周末，戴明盟会在周五晚上回到位于市区的部队公寓房。公寓房所有的家具都是制式的，只有厨房里各式各样的厨具才能稍显女主人的爱好。每到小区门口，戴明盟都会拐进隔壁的菜市场。这次，他买了一块上好的二刀肉、一把大葱和一包红辣椒。

戴明盟的妻子江燕是典型的重庆妹子，长得小巧精致却又爽朗大方，聊天时常常会爆发出哈哈哈的大笑声。“我们有默契，穿上军装，他跟我没关系；换回便装，他得听我的！”公寓里，江燕倚着厨房的门，看着戴明盟在里面忙活。

“你忘放泡姜了！”江燕指出了戴明盟的一个失误。

看着锅中已开始变色的肉片，戴明盟“无奈”地看了江燕一眼，似乎在说“算了吧，已经来不及了”。

“那不行，不放泡姜的回锅肉就不好吃了！”江燕双手环胸，“女神”范乍现。关小火，拿泡姜，切小片……戴明盟接下来的动作没有一点犹豫。

对于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而言，戴明盟的关键词是“圆满”——圆满完成舰载战斗机试验定型、圆满完成舰载战斗机着舰、圆满实施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培训。可对于家庭而言，他的关键词却是“错过”，错过了家庭团聚、错过了女儿成长、错过了共同老去……

“现在，我把部队和家庭分成两个频道，切换速度要快，切换程度要彻底，不能再随随便便错过了。”为了“讨好”女儿，戴明盟常挤出时间陪她玩梦幻西游，还经常陪江燕去看电影，最近的一部是《毒液》，“我俩几乎把所有漫威英雄电影看了个遍。”

错过，其实也是绝大多数战斗机飞行员的痛。他们大都与妻子儿女两地分居，这些“单身汉”晚上八九点钟时都会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然后打开视频通话，扮着各种鬼脸大喊：宝宝乖，我是爸爸啊，爸爸想你啦，快叫爸爸，快叫……

（六）

对陆基战斗机飞行员而言，战斗结束返航就意味着回家；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而言，战斗结束最疲惫的时刻却要迎来最危险的着舰，紧随其后的还有摇晃的生活、狭小的空间和漫长的航程。戴明盟毫不避讳作为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自豪，始终认为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本质上是会飞的舰员，他们的根在远海大洋，“与其他兵种飞行员相比，我们要吃更多的苦，经历更多的危险！”

19岁的那个生日，是戴明盟人生的分界线——那天，一封来自空军第二基础飞行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被送到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重庆嘉陵机械厂的技术工人戴雨林为此在家里摆了一大桌菜，兴奋地对每一个人说着同一句话：我儿子以后就是飞行员了！

遗憾的是，戴雨林没能看到儿子飞上蓝天。“我是在父亲走后一个多月才知道消息的，他让所有人瞒着他的病情，甚至他的离世。”戴明盟说，“我这嗨不起来的性格，多少也有一点他的影子吧。”

2016年弃机跳伞受伤后，曹先建连续住院419天，两排长长的伤疤沿着脊椎永远留在了他的背上。“所有人都不断地给我鼓励，唯有平时接触最多的戴明盟是不冷不热。”

曹先建当时不知道的是，戴明盟早已“串通”了主治医师和护士长，对他住院期间的一切都了如指掌。“飞行员是主宰飞行的唯一主体，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比什么都重要。”戴明盟只是希望曹先建自己独立决定是否要回来，而不是被周围的环境推着回来。

曹先建最终被编入原来的队伍里，没有特殊对待，没有降低标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补训，驾机重返海天。

“他确实遇到了特殊的事，但我从不把他当做特殊的人！”戴明盟说。

在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这个圈子里，48岁已是临近“退休”的年龄，但戴明盟从不认命，依旧坚持每天锻炼，每天飞行。在他身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在搏击层层空气，秒杀种种威胁，用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特有的斗志实现人生的跃升。

“如果运气好，我还能飞2年，到50岁。那时候，我们第一代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将正式告别飞行，但我的生命早已融入舰载战斗机飞行里。”戴明盟说，“我更欣慰身后有这些年轻的飞行员，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并准备为之奋斗一生，无论是鲜花和掌声，或是流血和牺牲。”